中国的典当业源远流长，一般认为，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寺庙的质贷。到了明代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，典当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当时，出现了以福建、山西、徽州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。其中，徽州典当铺以其薄利经营而得以迅速扩充，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典当业行帮。根据《明实录》的记载，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前后，河南巡抚沈季文就曾透露：“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，……见在河南者，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家。”可见，在十七世纪初，仅在河南省境内就有汪充等典当商所开的典当铺多达二百三十家。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，从中可以窥见徽州典当在江北的活跃程度。
在明代，徽州典当商在北方的广泛分布，与徽商在北中国频繁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。因为在明代，南方的棉布、茶叶等物产大批北运，而北方的棉花也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，为江南的棉布制造业提供充足的原料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徽商（包括典当商）在北方的活动极为频繁。到了清代，随着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，徽州典当商的活动开始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地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山西学政幕僚李燧就指出：当时全国各地的典当铺经营者，“江以南皆徽人，曰徽商；江以北皆晋人，曰晋商。”这说明，在长江以南的典当铺经营者，基本上都是徽州人。另外，民国时期的徽商书信抄本，记录了一位典当业者的评论：“愚思典业，吾乡之人胜在江南，不利于江北。”也就是说，徽州人在江南一带从事典当业经营如鱼得水，但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则并没有充分的优势。这虽然是民国年间典当中人的看法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。
典当业藏品
典当业藏品
其实，所谓的“识宝”或“取宝”，与徽州朝奉的职业密切相关。近数十年来，各地陆续发现不少民间抄本，其中有一些是徽州典当商的商业秘籍。从这些昔日的秘本可以看出，典当职业的技能涉及之面极广。以验看绸绢为例，据《典务必要》称：凡是绸绢衣服，先看份量轻重，再看颜色之深浅，以及样式的新旧。如果份量重的，虽然旧些也可拆改它用；颜色浅的，虽然旧了也可以加染。缎以南京的为佳，苏、广次之。绫绸以濮院镇的为上等，盛泽镇出产的其次。……而从《当行杂记》的记载中，更可了解当时作为典当铺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。该书依次是看衣规则、西藏土产、看珠规则类、看宝石规则、看磁器规则和看字画谱等。“看字画谱”中，不仅要记住“天下驰名写画名人”，而且还必须将自唐代以迄清代近百位著名画家的籍贯、特长等一一牢记。书中还时常夹杂着几句作为经验之谈的口诀，如朝衣蟒袍类的“武补职”，就有如下的文字：“公侯驸马伯，麒麟白泽裘。一二绣狮子，三四虎豹优。五六熊罴俊，七品定为彪。八九是海马，花样有犀牛。”“武补”是指明清武官所着的补服（因胸前和背后缀有补子而得名），补子（亦作黼子、绣胸等，即纹样标识）上织绣有野兽的纹样，以区别于织绣禽纹的文补（文官补服）。具体说来，不同的补子代表着文武职别及品级高低。当铺学徒只有通过掌握这些基本常识，再经过对当物长期的察颜观色，以及临场的随机应变等，方能成为典当业的行家里手。因此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的眼中，典当铺里的朝奉是很有学问的，江南民间广泛流传着“徽州朝奉来取宝”的故事，显然并非空穴来风，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典当铺从业人员的专业特点。
严格说来，典当铺有典、当、质、押等不同的等级，但笼统地皆可称之为典当铺。与“典”相关的“質”字，近代有一个字谜这样刻画：
头上只有两斤，脚下称来半斤，人都说道奇怪，腰间一目眼精。
这里的“腰间一目眼精”，从字体上看是“質”字繁体中部的那个“目”字，意思是指徽州朝奉除了头上所长的两个眼睛外，柜台之下的腰间还暗藏着一个一目了然的眼睛，言外之意就是徽州朝奉为人特别精于算计，他们通过柜台后的暗箱操作，想方设法低估出典人的宝物，并进而寻找机会据为己有。
另外，旧时度量衡为一斤十六两，所以“質”字也被拆作：“头戴三十二两，脚下只有半斤，这个东西古怪，腰上生了眼睛。”——这同样是说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，眼光独到乃至刁钻。在当时人眼中，“徽州朝奉”都是些见多识广、智力超群的人物，所以说“腰间一目眼精”或“腰上生了眼睛”。由于有了“第三只眼”，他们能看得出别人所看不到的宝物。
在传统时代，“第三只眼”被称为“内在眼”或“天眼”（慧眼），这在佛教、道教中都有类似的描述，颇具神秘意味。在民间宗教中，具备“第三只眼”的人，往往具有透视事物本质、预言未来的本领。另外，典当业者在登记典当品时，往往以“当字”书写，通常冠以“破烂”、“碎废”等恶劣字眼，殚精竭虑地将典当品描绘成不值钱的物品，藉以避免日后因典当品损坏而引发的纠纷。书写此类的当字（亦称“当草”）需经过专门的训练，在一般人看来则犹如符箓天书，这就更增加了徽州朝奉的神秘色彩。在高高的柜台前，出典者总是认为自己吃亏不浅，在他们看来，神秘当字的背后，典当品的价值被精明的“识宝”朝奉大大地低估了。大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徽州朝奉来取宝”的故事，在江南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流传。
